当前，在我国的教育产业和事业发展中，校外培训机构、教育科技企业等新型教育供给者层出不穷。与此同时，在线教育、虚拟学校等由互联网技术发展带来的教育供给新方式、新形态也迅速蔓延，并由此带来了整个教育行业组织形式的改变。

近日，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中国教育新业态发展报告（2017）——基础教育》（以下简称报告），以上教育行业的新兴形式都被称为“新业态”。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该报告主编王蓉在发布会上表示，在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背景下，教育选择自由将成为很高比例的较高收入家庭重要的公共政策诉求。如果高收入家庭的这种诉求能够得到维系或者鼓励，将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损害教育平等，拉大低收入群体与中高收入家庭子女受教育质量的差距；而如果为了维系教育平等、拒绝这种诉求，则将直接影响中高收入家庭“对高质量、个性化教育的需求”的满足。

基于这些新兴教育市场出现的问题与矛盾，该报告对教育新业态的发展现状、作用、影响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的实证研究，并提出了具体的对策与建议。

【校外培训】

家长的教育焦虑与期望转化为付费冲动

我国校外培训也在持续升温。通过对比分析，该研究提出，课外补习行业十余年快速发展背后的原因，是义务教育阶段素质教育均衡性与高等优质教育资源竞争性的断裂。在家庭对优质资源的巨大需求下，课外补习机构通过花样营销手段引导家长的焦虑与期望转化为付费冲动，完成生源与资金的积累。

根据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

我国中小学阶段学生的校外培训总体参与率为48.3%，

包括参加学科补习或兴趣扩展类培训，

参与校外培训的学生平均支出约为5616元，

平摊的生均支出为2697元。

根据各层级在校生的规模估计，全国校外培训行业总体规模达到4900多亿元。

从家庭背景来看，随着家庭经济实力的增强，学科补习和兴趣拓展类校外培训的参与率都呈上升趋势；随着父母学历的提高，学生校外培训的参与率也随之上升。然而，从校外培训的参与率、参与时间和支出来看，均以学科补习和应试为主。从补习的供给方来看，由商业公司提供的学科补习占30%左右。

数据显示，校外培训在地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在生均支出方面——

我国东北部地区最高，每年平均支出达到4357元；

其次为东部地区，每年平均支出为3592元；

而中部地区为1970元，西部地区为1806元，都不及东北部地区的一半。

城乡之间也差异较大——

农村学生的每年校外培训平均支出为419元，

城市学生则高达3710元，为农村学生的近9倍。

另外，根据不同收入家庭的数据，该研究还发现，家庭年消费水平在前25%的生均校外培训支出每年为8824元，是家庭年消费水平最低的后25%学生的近6倍。而年消费支出最高的前5%家庭生均校外培训支出每年为14372元，是最低的后5%家庭生均校外培训支出的约20倍。

就不同学段的差异来看，全国范围内小学生学科补习的参与率为33.4%，初中生为43.7%，高中生为48.2%。一些地区（如东北部地区）小学生学科补习的参与率在50%以上，初中阶段的参与率高于高中阶段。而且，中部地区和一线城市的初中阶段学科补习参与率也呈现类似的情况。

报告分析，校外培训可能会加剧教育不公平，但不能简单地将其影响机制理解为由于弱势家庭不能负担校外培训的费用从而直接造成不公平。

富裕家庭往往有多种渠道获得优质教育资源，比如通过买房择校，进入优质的公办或民办学校等；

而弱势家庭如果能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投资校外培训，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学生从教育中获得更高收益的可能性。

对此，报告建议，政策制定者如果试图制定有效的干预政策以解决校外培训可能带来的教育不公平，则需全盘考虑不同学生群体选择校外培训的动因，以及培训所产生的实际效果。相关部门应规范校外培训市场、引导校外培训行业理性发展、降低补习对学生和教育体系的负面影响、发挥正向作用。

【教育信息化】

教育技术尚未成为中心性、主导性的改革力量

“信息技术是数字化时代为教育带来的又一次创新的契机。”报告指出，教育信息化已经成为促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推动教育创新的重要举措，尤其是资源匮乏地区的教育信息化，借助互联网弥合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

然而，现有信息技术所具备的信息采集、传递、分析与呈现能力还不足以承载这些长期目标，还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实践与探索。在深入各地的实地调研后，研究者发现，地方政府在信息化发展过程中承担了主要的投入和建设责任。公用经费、教育费附加和省、市、县设立的教育信息化专项经费成为了中小学推进教育信息化的主要经费来源。尤其在义务教育保障机制建立之后，由于地方政府财力有限，中小学信息化的投入大量依靠地方政府和中心学校统筹使用公用经费。

研究发现，无论是各类专项资金、融资租赁，还是日常公用经费中的信息化支出，大部分资金都流向了网络环境和硬件设备的搭建、运转及维护。信息化投入重在“建、配、管”，而轻在“用、研”，尤其缺乏在数字资源和人员上的投入。

而且，在目前基础教育财政体制下，拨款严格以行政管理、人员编制和项目为中心，而不是以学校和学生为中心，也导致了教育信息化产品和服务的采购者与使用者分离，信息中心和电教装备部门负责采购招标，不能很好地贴近使用者的需求。此外，报告指出，随着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实施，政府对学校财政性经费使用范围和结构的监管逐渐加强，而公用经费的统筹使用又挤压了学校自主支配经费的空间，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学校对数字资源和服务的需求及购买能力。

近年来，教育科技类企业已成为教育供给侧改革的有力支持者。教育科技企业可以针对特定的教育项目，对教育过程进行更加精细的拆解和专业化分工，按照资源、教、学、练、测、评、管理、招生等各个环节进行业务布局，解构传统教育，并形成了教育产业链。

报告指出，在业态变迁和供给侧改革的视角下，各供给主体在“怎么提供服务”与“提供什么服务”这两个维度上的变革推动力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在教育领域，这两个维度对应的就是“怎么教”和“教什么”的问题。相较于“教什么”，教育技术力量在“怎么教”这一维度上发挥影响可能更为容易。然而，在固化的课程结构和固定的教材、固定的课时及其背后统一的制度安排，包括国家统一的教材制度和高考制度下，教育信息化的应用也受到某种程度的约束。

对此，王蓉认为，当前教育技术变革促使新型教育服务模式产生发展的影响力、促使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影响力，虽然已经初见端倪，但仍然是局部性的。教育技术尚没有成为中心性、主导性的改革力量。如何进一步推动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教与学的创新，仍然是一个有挑战性的命题。

【创业方向】

总体看来，无论是从需求端还是政策端，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态度都是支持并有着较高要求。因此，作为教育培训机构的创办者，应尽可能提升自身的办学水准，选择拥有实力保证的教培品牌进行合作。同时，紧密跟随教培行业的现代化技术迭代步伐，既确保教学内容的优质，又能够实现教学过程的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