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网·海报新闻记者 王熠 青岛报道
从北大到哈佛、从律所诉讼律所到公益律师、从在高校任教到面向全社会、全年龄段进行法律教育，张理宁一直在寻找‘法律人’实现社会价值的最优路径，张理宁告诉记者：“为了找到能最大发挥自己作用的坐标，自己走过了一条很长的路。”
张理宁介绍，从小受家庭教育的耳濡目染，一直将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所以当一个进入北大国际法学院攻读法律的机会摆在面前，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法律专业。”
得益于在北大优异的成绩和广泛的社会实践，张理宁在毕业后就进入了美国凯易律师事务所，负责上市公司的IPO业务，成为了人人羡慕的高收入律师。然而，高收入并没有掩盖张理宁学习法律的“初心”，“在律所接触各种业务的过程中，我开始怀疑，律所的工作过于强调律师这个职业所谓的‘职业性’，在注重经济利益的时候，是否忽略了一个职业的社会性？脱离了法律本源的‘技术性’操作，实际上是让法律和律师成为了一个加剧社会不公的工具。”张理宁说。
怀着这样的想法，张理宁对公益诉讼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依然放弃了律所的高薪工作，赴美进修公益法律和公益诉讼，在家庭庇护所（Sanctuary for Families）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两个团体担任公益律师，同时攻读哈佛大学法律硕士。
学成回国后，张理宁回到北大国际法学院任教，一边从事教学工作，一边继续从事公益诉讼的实践工作。张理宁告诉记者，在北大任教期间，自己开设了公益法律诊所，主动寻找案源，寻找需要帮助的人，同时将公益诉讼和教学结合起来，让学生也参与到公益诉讼中来。
随着时间推移，张理宁发现，尽管公益诉讼可以解决一部分社会的实际问题，但还是‘点对点’地解决问题，“一个问题解决后，还会出现新的类似问题，而且很多问题背后的原因是相同的，并没有从根源上避免。”
这让张理宁诞生了向全社会的受众进行法律教育、提高社会整体法律素养的想法。
“有了这个想法后，我开始一边兼顾公益诉讼，一边探索如何推动面向全社会的法律教育，我一直在思考怎样去做这件事，随着自己成为一个母亲，并开始育儿，我发现法律教育应当从孩子最早的教育开始。”
张理宁认为，面向孩子的法律教育应当从3到4岁就开始，并不是向孩子传授法律知识、背诵法律条文，而是培养一种法律素养，“这里的法律素养包括逻辑能力、思维能力、辨别对错是非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规则感、道德感，让孩子刚刚开始萌发的个体意识和群体意识，得到正确的引导，让孩子可以更好地与集体相处，同时保护好自己。”张理宁说，这种教育除了培养一种素质，更是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让孩子学会如何保护自己的隐私，避免校园霸凌以及避免成为霸凌者，学会共情力和同理心，形成不局限于自我的“大格局”。
“对孩子的法律教育，不仅仅是提高的孩子的法律素养，更是要求家长同步提高，家庭作为最基本的社会单位，是提高全民法律素养的起点。”张理宁告诉记者，“所以我写了两本书：《哈佛妈妈的法律私家课》和《哈佛姐姐带你走进法学园》，分别面向家长和孩子，用不同的视角和表达方式，来帮助父母和孩子用法律的思维去认识和解决问题。”据介绍，这套书也得到了最高检负责未成年法制工作的第九厅的认可，将来将作为检察官在“法治进校园”普法活动中采用的参考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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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幼童及家庭的法律教育，仅仅是张理宁法律教育计划的一个起点，张理宁表示：“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以及进入社会后，每个人生阶段，求学、婚姻、工作，都需要法律思维的陪伴。”
对此，张理宁设计了一整套的法律教学课程，通过线上和线下，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进行了教学。“任何年龄段的法律教育都不是专注于法律知识的教育，法律本身是有很强的‘实践性’的，所以我对课程也是注重于实景和互动，通过各种互动性很强的课程设置，来培养学生法律思维的形成。”在过去的三年里，她的法律思维课堂上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和话题。她用游戏和音乐给三四岁的孩子们启蒙法律的规则感；借助故事、历史、法律案例，通过即兴戏剧和原创艺术这样跨界的辅助形式，跟初高中学生们探讨社会正义、身材焦虑、性骚扰、动物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等他们感兴趣的话题；跟父母们探讨家庭主妇的“工资”“公司法和消费理智”“家庭关系”“家校关系”“素质教育”等问题。也许话题不同，但都伴随着大家的分享、思维的碰撞和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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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形成法律的思维习惯后，可以让民众提前认识到问题所在，并找到解决问题或者规避问题的方法，将许多社会矛盾化解在‘潜伏期’。”张理宁说，“这相当于让法律在潜移默化中提前介入社会矛盾，通过‘治未病’来化解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矛盾，这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高效运行。”
张理宁告诉记者，当自己认识到这一点时，感觉自己一直在找的“路”开始变得清晰：“通过面向大众的法律教育，来提高全民的法律素养，让人人心中有法，进而使大量社会矛盾得到主动化解，让社会在更加稳定的状态下得到快速发展，这就是我作为‘法律人’回馈社会的最佳方式，也是我作为‘法律人’的价值坐标所在。”
